富士康九连跳 如何消除员工心理上的孤立和压抑?
作者: 郭巍青
责任编辑: 阚智
来源: 云南信息报
时间: 2010-05-21 10:31
富士康连续发生多宗青年员工自杀事件,给这家著名的公司、也给深圳这座以年轻而自豪的城市蒙上了有史以来最厚重的阴影。而对所有的关注者来说,这也是一种难堪。因为事件暴露出,我们对所谓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的状况几近一无所知;事前无所预料,事后无法解释。
但是感谢一位年轻的媒体朋友,他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,说了一点自己的感受,我觉得很有启发。朋友说,在深圳的地铁和公交车上,看到身边永远挤满了大批同样年轻的人,忽然觉得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单调和压抑。我由此想到,能不能由此而寻找悲剧的潜在成因呢?大量年轻人的聚集,当然有好处,例如劳动力充裕、人口红利等等。但是,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而过分单一化,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会不会也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带来负面影响?会不会导致缺少平衡感、缺少缓冲层、缺少多元化的个人支撑机制?
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数据,但是可以提供一点个人经验。将近四十年前,我在一家国企当过八年工人。厂子里有大批青年人,同时也有很多中年工人,以及年纪大的老师傅。时至今日,很多劳动场面早已忘记了,但是我却一直记得,师傅非常仔细地交待我要遵守一些看似很简单的规则,以避免出现工伤。他还教过我,实在太累了,可以停一停,抽根烟。也就是说,他教了我怎样合法地偷懒。我还记得,上夜班的时候,大家会围坐着休息,年纪大的工人会讲很多工厂历史、人际关系以及生活经验。记忆中,就是在这种场合,通过重口味故事,我和很多年轻人一起,还副修了性启蒙和性教育课程。
这些不重要,重要的是,存在着一种老中青三结合的层次结构,因此存在着工人的文化,存在着工人文化的代际传承。在这样的结构中,个人形成认同感。出身经历极不相同的个人,会逐渐扭结在一起,形成相互支撑。有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傅,既会严厉地敲打你,也会在关键时刻为你打抱不平。人在其中学会了怎么团结相处,也学会了与生活和解。
这一切俱往矣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,使这种工人的结构和工人的文化完全断裂了。原来的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是断裂的,农民工的一代与二代之间也是断裂的。几乎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青年人,突然之间被置于现代化大企业的“科学管理”之下。这种管理给个人提供的物质条件可能不差,但是,它切断了纵向的代际关系,也切断了横向的人际关系。在庞然大物般的工厂中,在一刻不停的各种管理流程中,在严格的规训程序中,个人完全孤立,完全被原子化了。很有可能,这样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,本身包含了致命因素。
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,如果一端是庞大的权力架构,另一端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式的个人,那么这样集合起来的结构是一种极权结构,也是病态的结构。很不幸,在全球化浪潮中,大型代工企业例如富士康作为一端,农民工作为另一端,两相结合,在微观层面上恰好就是形成这种类型的结构。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错,那么,检讨和回应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,最应当做的就是改革治理结构,要在过大和过小两端之间,重建一个中间层。具体来说,就是要有空间,让工人发展自己的关系。工人要有自己的圈子、自己的团体、自己的组织;要有自己的代际关系、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;要有工人的亚文化与情感交流,要有工人的团结、友谊与互助。只有这样做,才能改善工人的精神健康,消除心理上的孤立和压抑。
一个接一个工人自杀,不能仅仅看做是个人的选择错误。它同时表明,每个人对他人的境遇是有同感的。制止这类事件的重复与蔓延,归根结底,要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健康与强大。我们要为工人的强大,提供一切可能的环境条件支持。它不仅是工人本身的利益,也是企业的利益,而且还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。
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,不可能要求它包打天下。凡是企业做不来的,就是政府、城市各界以及全社会的责任。让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,尤其是决策者与管理者请扪心自问,如果没有家庭与爱人带来的愉悦,如果没有朋友之间的友谊,仅仅靠工作、薪水与消费,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?你能活得下来吗?你难道不是利用工作和岗位,不断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与交往圈子,为自己赢取更多的关系、感情、声望、认同吗?凡能想清楚这些,也就能够明白要为工人做什么。他们所要求的不会更多,只会和我们的一样多。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个人,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,有生活,有尊严。
但是感谢一位年轻的媒体朋友,他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,说了一点自己的感受,我觉得很有启发。朋友说,在深圳的地铁和公交车上,看到身边永远挤满了大批同样年轻的人,忽然觉得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单调和压抑。我由此想到,能不能由此而寻找悲剧的潜在成因呢?大量年轻人的聚集,当然有好处,例如劳动力充裕、人口红利等等。但是,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而过分单一化,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会不会也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带来负面影响?会不会导致缺少平衡感、缺少缓冲层、缺少多元化的个人支撑机制?
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数据,但是可以提供一点个人经验。将近四十年前,我在一家国企当过八年工人。厂子里有大批青年人,同时也有很多中年工人,以及年纪大的老师傅。时至今日,很多劳动场面早已忘记了,但是我却一直记得,师傅非常仔细地交待我要遵守一些看似很简单的规则,以避免出现工伤。他还教过我,实在太累了,可以停一停,抽根烟。也就是说,他教了我怎样合法地偷懒。我还记得,上夜班的时候,大家会围坐着休息,年纪大的工人会讲很多工厂历史、人际关系以及生活经验。记忆中,就是在这种场合,通过重口味故事,我和很多年轻人一起,还副修了性启蒙和性教育课程。
这些不重要,重要的是,存在着一种老中青三结合的层次结构,因此存在着工人的文化,存在着工人文化的代际传承。在这样的结构中,个人形成认同感。出身经历极不相同的个人,会逐渐扭结在一起,形成相互支撑。有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傅,既会严厉地敲打你,也会在关键时刻为你打抱不平。人在其中学会了怎么团结相处,也学会了与生活和解。
这一切俱往矣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,使这种工人的结构和工人的文化完全断裂了。原来的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之间是断裂的,农民工的一代与二代之间也是断裂的。几乎完全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青年人,突然之间被置于现代化大企业的“科学管理”之下。这种管理给个人提供的物质条件可能不差,但是,它切断了纵向的代际关系,也切断了横向的人际关系。在庞然大物般的工厂中,在一刻不停的各种管理流程中,在严格的规训程序中,个人完全孤立,完全被原子化了。很有可能,这样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,本身包含了致命因素。
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,如果一端是庞大的权力架构,另一端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式的个人,那么这样集合起来的结构是一种极权结构,也是病态的结构。很不幸,在全球化浪潮中,大型代工企业例如富士康作为一端,农民工作为另一端,两相结合,在微观层面上恰好就是形成这种类型的结构。如果这样的理解大致不错,那么,检讨和回应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,最应当做的就是改革治理结构,要在过大和过小两端之间,重建一个中间层。具体来说,就是要有空间,让工人发展自己的关系。工人要有自己的圈子、自己的团体、自己的组织;要有自己的代际关系、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;要有工人的亚文化与情感交流,要有工人的团结、友谊与互助。只有这样做,才能改善工人的精神健康,消除心理上的孤立和压抑。
一个接一个工人自杀,不能仅仅看做是个人的选择错误。它同时表明,每个人对他人的境遇是有同感的。制止这类事件的重复与蔓延,归根结底,要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健康与强大。我们要为工人的强大,提供一切可能的环境条件支持。它不仅是工人本身的利益,也是企业的利益,而且还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。
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,不可能要求它包打天下。凡是企业做不来的,就是政府、城市各界以及全社会的责任。让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,尤其是决策者与管理者请扪心自问,如果没有家庭与爱人带来的愉悦,如果没有朋友之间的友谊,仅仅靠工作、薪水与消费,你觉得生活有意思吗?你能活得下来吗?你难道不是利用工作和岗位,不断扩展自己的人际关系与交往圈子,为自己赢取更多的关系、感情、声望、认同吗?凡能想清楚这些,也就能够明白要为工人做什么。他们所要求的不会更多,只会和我们的一样多。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个人,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,有生活,有尊严。
